第186章 去日本“扒分”（1 / 2）

另外，辞职去日本打工，对当时来说，是大小环境合力的影响。大环境，是社会在变化；而周围朋友组成的小环境中，有一个人去日本了，之后就一个个地把朋友们都带出去了。

最近这几年，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，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“扒分”的传说。

当时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，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走出国门去留学是一种奢望。

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，日本却向中国敞开了“大众留学”的大门。

于是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一种通过读“语言学校”的途径，去日本打工。

说的也是，身边的朋友都去了，甚至连女朋友都出去了，自己难道不去？这样一来，上海数以千计的职工辞职、停薪留职，告别家乡父老通过各种渠道“巴拉巴拉东渡”赴日本。

行文至此，不放多啰嗦一些笔墨，再来讲一桩和当时出国潮相关的事体。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——出国后，有很多时候，连接海外儿女和父母家人的就仅仅只是一条电话线。

当时大多数上海人家，安装家庭电话的还很少。有电话来全靠里弄里的公用传呼电话。于是，儿女们通常会把电话打到弄堂口的公用传呼电话那里，而看管公用电话的老阿姨们，就忙着穿街走巷地传递信息。

于是市面上经常出现有一个常见的场景：在电话间担任传呼的老阿姨，傍晚时刻总是在老工房的大楼下面大声喊叫，302室东京长途，403室大阪长途。

之后，上海安装私人电话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增量，其中有很多上海人家，就是因为要接听儿女们打来的越洋电话。

以至于上海还出现了当时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“电话铃响三声”的“普遍”而独特的现象。

现在想起来还是蛮苦涩的。说的是因为那时长途电话费还很贵，于是在海外的子女就会和家里事先说好：

晚上，星期几，几点钟，响三下就挂断了，说明蛮好，报个平安；如果一直响下去，是你要接的。

直到这天晚上，二毛说了以后一家人才知道，他出国前后的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和同学聊天的时候，有人说起，“在日本的亲眷打电话来问我，要不要去日本留学，他可以做担保。他说改革开放了，我们脑子要开放点，国内收入少，到外面去看看闯闯。”

一开始去日本的这件事二毛还没往心里想，也压根没有太放在身上。他觉得与自己不相关，而且仿佛离自己也很远。

直到后来这位同学又说起这件事：“要去的话，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闯天下。大不了，我们再回来好了。反正年轻，又有什么关系的呢？！”

而且这时候不止一个人劝说。

就是在这种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的情形下，经不住劝导的二毛，最后心动了，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。